史安斌、朱泓宇：推动国际传播的“南方转向”
“全球南方”成为近年来国际政治与经贸领域的高频词。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70周年纪念大会上，习近平主席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环顾世界，“全球南方”声势卓然壮大，为推动人类进步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球南方”应当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携手共进，走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列。近一年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迎来扩员，为全球普惠发展贡献了更多的“南方智慧”；非洲联盟（非盟）受邀成为二十国集团（G20）正式成员，非洲国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代表性和话语权得到进一步提升，加速成长为全球政治文化的新生力量。更好汇聚“全球南方”国家的联合力量，加强“南南合作”已成为当今世界发展的大势所趋。
在新形势下传承、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从国际政经关系延伸到国际传播与文明交往领域，一场“南方转向”正在发生。作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集合体，“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传播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突出的作用，逐渐从被动的信息接收者转变为主动的叙事构建者和传播参与者。国际传播的“南方转向”，不仅有助于构建更为多样与平等的国际传播体系、拓展更大范围的国际人文交流、加快推进国际传播格局的重构，还有利于真正建设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的践行机制，落实多边主义的全球治理共识，打造文明交往新的格局。
以往的国际传播实践，深受西方中心主义影响
国际传播的历史脉络、实践经验与理论奠基，在很大程度上是近代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式全球化的综合结果。帝国传播阶段，以跨洋电报和跨国通讯社为主要媒介基础设施的国际传播活动，服务于大英帝国等殖民宗主国的利益。冷战时期，国际传播与美式全球化的战略需求也有着直接联系，帮助美国化的新自由主义等价值观实现全球扩展。以往的国际传播传统实践，在一定程度上是西方中心主义的产物，建立在“东—西”对抗和“南—北”发展不平衡的基本假设之上。彼时国际传播的理论基础通常由西方学者建立，秉承简单粗暴的“全球—地方”二分法，有意呈现媒体和文化全球化与各地区历史文化独特性之间的冲突。
在充满挑战和变革的国际环境中，国际传播的“南方转向”有其发展的必然性，也需要面对、解决上述问题。在不结盟运动时期，对第三世界国际传播地位的充分尊重、对“一个世界，多种声音”的呼吁已经出现，特别是在部分拉美和亚洲学者的思考中，对后发国家“去依附”的可能性与独立自主的具体路径已经有所探讨，这些都可被看作国际传播“南方转向”的历史基因。立足新的时代语境，国际传播的“南方转向”是一场更为彻底的认识论转型：就历史观而言，需要系统辨清隐匿于帝国传播活动背后的媒介意识形态霸权；在实践论上倡导国际传播交流的平等属性；从理论建制的层面则需转变旧有思维模式，挖掘具有自主性的传播概念与知识体系，共同探索实现全球合作、共同繁荣、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多线程”现代化路径。
“全球南方”媒体推动替代性、建设性、发展性的新闻实践
首先，国际传播的“南方转向”，体现为“全球南方”国家及主流媒体积极倡导的“替代性叙事”。西方国家的模板化叙事风格，往往有意无意地把“全球南方”国家及地区描述为落后、愚昧和需要改造的对象。事实上，“全球南方”不是同一张面孔，很多国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早已形成基于本土语境和国情的自主思考。“全球南方”媒体需要做好叙事的“再框架化”，有效进行视域选择与内容生产，重建全球与本土之间的想象和互动关系。
比如，在俄乌、巴以冲突的报道中，很多“全球南方”媒体不再跟随西方媒体的单一视角，而是反思“选边站队”的危害，对媒体的武器化发展趋势说不。对粮食、减贫、能源、气候、犯罪等事关国家与社会命脉的议题，“全球南方”媒体也在逐步通过替代性叙事展现事实真相和多维观点。比如，阿联酋通讯社（WAM）制作的纪录片《阿联酋经济：机遇之乡》，以多种语言播出，展示阿联酋半个世纪以来为提高经商便利性和吸引外国投资者而引入的经济政策模式的转变。类似国际传播的声音正在积极汇入全球发展大变局，形成当代国际传播颇具特色的地方化知识。
其次，国际传播的“南方转向”，意味着更多“全球南方”媒体推动了建设性、发展性的新闻实践。“全球南方”媒体致力于践行更为正能量的新闻叙事，去除西方商业化媒体鼓吹的“人咬狗”视角和“耙粪”报道，为解决全球共同面对的“抗解问题”（由于问题的复杂性、多方因素的相互影响以及持续变化的情况等，某些问题可能难以找到彻底的解决方案——编者注）提供适配方案。
例如，《中巴经济走廊报》（The Daily CPEC）推出系列报道关注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包括中国援建的太阳能设施、苏吉吉纳里水电项目、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等；金砖电视台（TV BRICS）持续跟进“金砖+”暑期学校活动，围绕青年一代和企业家等开展新闻叙事，鼓励更多“全球南方”与“金砖+”国家的学生和学者汇聚一堂，深入了解金砖国家的历史、发展举措及其前景。这些建设性新闻实践，都体现出国际传播“南方转向”内嵌的对繁荣发展、互信包容、团结一致等美好理念的彰显。
同时，国际传播领域的“南方转向”所面临的挑战不可忽视。西方主流媒体在塑造国际舆论格局方面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传播力、引导力尚处“弱势”的“全球南方”媒体很可能受到其负面影响而盲目追求新闻报道的猎奇性，放大自身传播形象的特殊性。如果这样，不仅会强化“全球南方”作为西方发展的“例外属性”，也不利于“全球南方”在声浪上形成一个具有共同利益和价值追求的整体。相比于差异性，“全球南方”国家间的发展更需要找寻共通性，这是国际传播“南方转向”的深层次价值所在。辩证地看，对于具有先发优势的西方媒体和较为成熟的传播模式，我们需要做到“取其精华”，而非全盘否定。“全球南方”媒体需要形成具有全球视野的纵深想象力，将本土议题放置在更为宏观和整体的结构中进行思考，让国际传播的“南方转向”发挥出应有潜力。
推动国际传播“南方转向”，中国的作用不可替代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推动国际传播“南方转向”，繁荣世界文明百花园，中国扮演着不可替代的引领作用。中国是“全球南方”的天然成员，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有着相似的历史遭遇、奋斗历程，面临共同的发展任务与难题，对当前的国际秩序与全球治理有着相似的诉求。
然而，部分西方政客和西方的智库媒体，要么将中国排除在“全球南方”阵营之外，要么从“认知战”的角度将中国对“全球南方”发展的贡献片面解读为“中国模式的输出和扩张”。这是西方国家在舆论引导上的别有用心之举，也是它们想要搞“小圈子”，重新掌握“全球南方”界定权，抑制国际传播“南方转向”的行为。
对此，中国需要积极应对此类舆论博弈，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国际传播机制的改革创新，构建多渠道、立体式的对外传播格局，加快疏通与“全球南方”国家、民众之间的协商对话，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共建全球文明共荣的社区。此外，打造包括短视频、网络游戏、聊天机器人和微短剧平台等在内的平台化矩阵，以“小而美”的数字平台和智能应用作为“数智华流”的代表，赋能东南亚、中东、非洲、拉美等地区的自主媒体平台建设，将传播促进普惠发展落到实处，更好引领全球数智治理。
第六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暨中非智库高端对话近日在北京举行。中国与非洲媒体的友好协作与文明互鉴，是“全球南方”国家在传媒领域和合共生、互惠共赢的典范，为中非交往搭建了平台，推动双方主流媒体与智库的多层次合作。这体现出国际传播越来越显性、深入和实在的“南方转向”，为即将召开的中非合作论坛峰会塑造了良好氛围、贯通了交流渠道，也夯实了中非合作论坛作为“南南合作”范畴内典型集体对话机制的地位。
总的来看，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数字丝路”、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崭新十年的开篇之际，“南方转向”不仅是“全球南方”国家和媒体在国际传播中创新全球意识、稳固增长影响力和话语权的重要体现，也是在本土化和全球化之间寻求平衡、推动发展性新闻实践的努力。这一转向为国际传播领域带来了新的视角和活力，为“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舞台上将“话语性权力”转化为“制度性权力”，更好书写自身文明叙事、扩大文明交流提供了可能。（作者分别是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党委书记、教授，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对外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对外传播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