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济冬：那个风流倜傥的时代——关于魏晋风度的形成与诠释
【环球网文化综合报道】4月21日，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聂济冬教授做客孔学堂溪山岳麓·大成心境名家讲坛，以“那个风流倜傥的时代——关于魏晋风度的形成与诠释”为主题带来精彩讲座。
首先，聂济冬教授对魏晋时期的历史背景进行了简要的介绍，她明确指出，在文化上，魏晋南北朝具有特殊性，且这种文化的特殊性是由时代的特殊性所造成的。
正如宗白华《美学散步》所言：“汉末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政治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奠定了后代文学艺术的根基与趋向。”就深刻揭示了这一时代的矛盾性以及士人生活的不容易和无奈。在这种矛盾和困顿中，魏晋士人开始探索宇宙自然与人生本体的关系，开始寻求精神的超脱和享受，由此，魏晋风度在这种氛围中应运而生。
其次，聂济冬教授以《世说新语》这一文本为依据，详细地阐释了“魏晋风度”的概念内涵及其表现。
“魏晋风度”源于鲁迅的名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是鲁迅先生针对当时文学思想受到禁锢，借古喻今的呐喊，多指魏晋士林中流行的通达自然、自由洒脱的审美范型和生活态度。但我们在谈论魏晋风度的积极意义时，也应该看到它的消极内涵，如魏晋士人、贵族名士的生活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现实生活。
魏晋风度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服散（服药）。服散是魏晋时期由名士效应引起的一种养生、求长生的生活习惯，也是魏晋士人追求精神愉悦、享受的方式之一；二是饮酒。与服药相比，饮酒在魏晋士人群体中更为普遍流行，且常常与诗歌创作联系在一起，形成了饮酒赋诗的风气，体现了当时士人对闲适和高雅的追求。如曹丕《与朝歌令吴质书》：“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但也有部分饮酒活动表现出了士人群体对礼教及常理的反叛，如《世说新语·任诞》：“刘伶恒纵酒放逹，或脱衣祼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裩衣，诸君何为入吾裩中。”又如，“诸阮皆能饮酒，仲容至宗人闲共集，不复用常杯斟酌，以大瓮盛酒，围坐，相向大酌。时有群猪来饮，直接去上，便共饮之。”这种违背常理的饮酒，被中国著名哲学家冯友兰视为“风流”的重要根基；三是容貌、服饰。魏晋时代的名士特别重视仪容外表，在容貌上崇尚俊美和英雄美，在服饰上则好宽衣博带、着木屐、持挥麈，不仅满足了服散的需要，又与魏晋名士尚玄远、重放达的行为相吻合；四是女性。魏晋时期的女名流、才女等也是魏晋风度的重要特征之一，超群的才华和强烈的个性使得她们在魏晋乱世之中争得了一席之地。
最后，聂济冬教授从文化层面对“魏晋风度”进行了重要的释读。她认为“魏晋风度”既是对个性的追求，也是对精神的超脱和享受的追求。对个性的追求又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越名教而任自然；二是名教本于自然。其中蕴含了一个重要的玄学命题，即“有无之辩”，集中体现了魏晋士人对伪善礼法的反对和对自然风情的追求。简而言之，魏晋风度是魏晋名士表现出来的哲学态度、处世方式和人格精神，是魏晋时期文化哲学最直接与深刻的体现，也一是后世文人景仰的对象和追求的目标。
聂济冬教授从魏晋风度的历史背景、概念内涵、具体表现以及文化意蕴等多个层面详细讲述了魏晋时代的形成与诠释。既给观众展示了魏晋风度的多个面向，也给观众呈现了一场严谨性和趣味性兼具的精彩讲座。对于魏晋风度，不能仅仅作为一种故事来谈，而是要站在学术的高度上来研究，聂教授的讲座，从学科交叉的角度全面探讨了魏晋风度的深层内涵，揭示了魏晋士人的特殊心态，对魏晋文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深受广大听众好评。（作者：赵永刚 内容由贵阳孔学堂提供）